彭慕兰 史蒂文·托皮克 ｜ 谷物全球化——与全球造就“谷物”

19世纪，即距人类开始定居务农生活，开始种植、照料、采收大麦，或许已过了一万年之际，人们创造了“谷物”期货糖。“谷物”是种抽象商品：在某些地方以品种多不胜数的稻米、小麦等淀粉类食物为代表，但还是可以被统归为通过一松散整合的全球市场互相影响的单一类作物。在此期间，经过重整的全球农业使无数人迁移到世界各地，把重要产区的生态改造到不复原样。

那一市场的问世，源于两个巨大回路的问世期货糖。其中一个回路始于1840年代，在19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变得稳固，把小麦从北美、阿根廷、澳大利亚、俄罗斯送往欧洲，尤其是英国和其他一些城市化地区（例如美国东岸）。另一个回路稍晚出现，约1920年已完全确立，把缅甸、暹罗（泰国）、越南、中国台湾、朝鲜、菲律宾、爪哇的稻米输出者，与亚洲其他地方（尤其是日本、中国大陆、印度）的消费者、欧洲境内工业淀粉的生产者连在一块儿。这两个回路的创造，随后连成一体，花了约七十五年，而且过程惊人复杂。

这两个回路不只变得相互关联，而且共有某些基本的推动力量期货糖。新兴的全球小麦输出中心，属于我们很少拿来和此时新兴的稻米出口国（缅甸、泰国、越南）相比较的那些社会（美国、加拿大、阿根廷、澳大利亚、俄罗斯），但迁移、市场、环境改变方面的基本特点，使得这些发展对真正种植小麦、稻米者的影响，在新、旧农业中心区之间有某些令人意想不到的相似之处。但政治形势和高层次商业组织方面的差异，使这些相似之处大体上受到掩盖，从而使我们认为其中一个世界与“农场主”密切相关，另一个世界则与“农民”密切相关。

有些农产品，例如烟草和糖，在欧洲人建立殖民地后不久即开始运往大西洋彼岸，但从美洲运到欧洲的小麦，19世纪初以前并不多期货糖。到了1830年代，由于英国工业化、欧洲大体上城市化、运输成本降低、美国境内向西扩张，情况已开始转变。1840年代出现了爆炸性增长：英国于1846年转向自由贸易，粮食大量输入；在此期间，横渡大西洋的成本逐渐降低，终于使迁移成本低到数百万相对较穷的欧洲人，不必借钱、当契约仆役，就负担得起。（这反映了2.4节所述之情事的大幅加速。）当欧洲农业在“饥饿的1840年代”也遭遇严重歉收（尤其是德意志部分地区和爱尔兰境内），外移人数大增。许多外移者落脚美国城市，但还有许多外移者则提供了使愈来愈多内陆地区得以成为出口导向农场的劳动力。

美国内战短暂打断了这一过程，但内战结束后又再重启，而且势头更猛期货糖。跨大西洋运输变得更便宜、更快速：将小麦从纽约运送到利物浦的成本，从1868年至1902年下降了79%，而铁路和五大湖汽轮则使内部运输成本有差不多幅度的降低。随着内战结束，美国陆军加大力度“缓靖”北美大平原，把原住民和他们所猎杀的美洲野牛驱离可用来种植“小麦”这种禾本科植物的大片草原。（新的面粉磨制技术——用于适合北美平原上生长的硬粒小麦效果更好——也对此有所贡献，使明尼阿波利斯成为19世纪晚期世界的面粉磨制中心。）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干了类似的事。阿根廷有计划地驱赶原住民，从而在1870年代晚期掌控了约略相当于法国、西班牙两国面积总和的土地，并迅即将大部分土地辟为农场和牧场。俄罗斯也用军队将老早就宣称为其所有的土地纳入更彻底的掌控，然后将其中许多土地（特别是克里米亚半岛境内）辟为出口小麦的产地。新技术——最著名的是塞勒斯·麦考密克（Cyrus McCormick）的收割机和约翰·迪尔（John Deere）的钢犁以及后来的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使农场主得以用比过去少许多的单位面积劳动力经营大农场，并降低成本，弥补长距离运输开销和往往比更集约经营的小农场还要低的单位面积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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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推动力量在正向的反馈回路里变得更强期货糖。只需要一座大农场和相当多的资本，就能利用这些新技术，而欧洲（还有美国东部）境内的数百万农场主，这两样东西都没有。（已开发地区边缘的许多拓荒者，拥有的资本也不多，但他们如果有足够的土地，拜银行兴起和土地所有权确立之赐，就能拿土地抵押借款。）随着来自美洲、大洋洲的小麦变得更多、更便宜，数百万欧洲农场主放弃家业，许多人远渡重洋到美洲；这使他们得以耕种更大面积的土地，留在欧洲的农场主压力更大。有些欧洲国家提高关税以免本国农场主受害于农产品进口，但（与流传的说法不同的是）这时期大部分农产品关税很低：比20世纪大萧条期间所定的关税低上许多，而且在当今这个被认为是自由贸易的时代，世上许多最富有的国家里仍然如此。无论如何，关税太低，不足以挡住这股趋势。（粮食占了大部分劳动者预算的很大比例——就大部分国家的一般劳动者来说，超过一半甚多——若真的采行高关税，制造商得支付高出许多的工资，从而削弱他们的竞争力。）

数百万欧洲农场主外移，也使某些留在欧洲的农场主得以买下更多土地，其中某些农场主拥有的土地大到可以采取机械化经营，从而使欧洲的小麦农业得以局部存活期货糖。例如，匈牙利的农场1863年只使用168台蒸汽机，但到了1871年，已增加到3000台；于是，如此创造出的大农场所发挥的作用，和海外大农场非常类似——竞争力高于附近农场、单位面积使用的劳动力较少，诸如此类。匈牙利出口大增，而面积大到足以养活一家人的农场所占的比例降到30%；在加利西亚（波兰）则降到19%。有些位于都市大市场附近的欧洲小农场主经营得很成功，但他们是借由弃种谷类作物改种蔬菜、生产乳制品以及生产把新鲜（从而把产地）看得最重要的其他产品来取得这一成就。

当然，这一大模式里存在一些差异期货糖。例如，在阿根廷，人数不多但拥有土地面积极大的地主，对农业（和牧业）的主宰能力大大高于北美洲或大洋洲境内的地主。这限制了他人的发展机会，而且阿根廷位于南半球，小麦采收时正值欧洲的冬季，因此阿根廷远更倚赖能每年往返南欧（尤其是意大利）的短期移工。但世上诸多新小麦产地无疑一脉相连，彼此相似，靠它们所产小麦填饱肚子的那些地区亦然。

而我们对稻米种植的印象，似乎与此没有关联，即使在现代亦然期货糖。最有生产力的稻米种植方式，得将秧苗一棵棵小心插入暂时注满水的田里，工活非常细腻，不易机械化。（如今，在中国台湾和韩国之类的高工资地区，即使不缺资本，一般来讲仍是用手插秧：另一项需要非常细心的农活，把田地整平再注水，如今借由激光的使用精确度已提升。）但过去，在已开发地区边缘的一组新稻米产地，发生了与小麦故事极类似的情况——而且给较传统的稻米耕种心脏地带带来了类似的效应。

19世纪中叶，世上最大的稻米产地是中国和印度，日本和爪哇远落于其后期货糖。但中国和印度也是当时最大的消费地，出口或进口的稻米不多——尽管中国和印度境内稻米贸易量很大，尽管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进口稻米——主要来自暹罗（泰国），而且数量在慢慢增长。随后，情况有所改变。

19世纪中叶起，越南、缅甸境内的新殖民地政权，对湄公河三角洲和伊洛瓦底江三角洲的控制，比此前的任何政权都更牢固；殖民地政权的工程师开始排干这些多湿地的低地区，从而大大增加了可耕地面积期货糖。仍保有独立地位但大体上受英国保护的暹罗，在昭披耶河三角洲做了同样的事。（在这三个例子里，这些19世纪的政权都在延续前任政权的作为，但相较而言成功许多。）一如位于已开发地区边缘的小麦产地，这往往得把原住民赶走。而且正如在北美大平原上所见，这一过程涉及将生态彻底简单化——在这里则更为彻底。生态极富多样性的丛林和森林被清除，换成一望无尽的稻田；象、虎等大型哺乳动物失去栖地，遭遇一如美洲的野牛、野马等大型动物。（在大洋洲这类动物最初也少了很多。）而在这些地区，这时已变得“无人居住”的地方，吸引许多人从人口较稠密的地方移来。这些人主要是缅甸境内的印度人，因为当时缅甸、印度都受英国统治。在暹罗和越南，移民有一部分来自本国北部人口较稠密地区，还有一部分来自中国东南部。越南、泰国境内流通的剩余稻米，大部分被运到印度和中国，供应随着全球贸易增长而迅速成长的中、印沿海城市（上海、广州、香港、加尔各答、孟买等），剩余的稻米则有许多被运到数个东南亚岛屿，那些岛屿上的矿场、种植园和伐木营地（生产锡、橡胶、烟草、咖啡、黄金、茶叶等），助长了日益工业化的北大西洋地区对于这些东西不断增长的需求。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城市快速成长使日本也成为粮食进口大国，而日本压榨其在台湾地区、朝鲜半岛的新领地来供给自身需求。这些例子里，新稻米产地的农场，就小麦农场的标准来看，小了很多；诚如前面已提到过的，种稻需要细活，机械化难度高了许多。但比起中国东南部之类地方的农场，这些新农场的确具有经济规模，其中有些还具有其他竞争优势。

于是，一如在小麦身上所见，反馈回路不久就变得更强，尽管程度不如小麦期货糖。大部分中国、印度农场主通过新稻米产地所无法服务且相对更本土的市场（新稻米产地无法服务这些市场，部分因为内陆运输成本相对较高，尤以中国境内为然），供应粮食给本国同胞，但那些靠供应粮食给人口稠密的沿海地区来维持农场者，最终还是感受到来自外部的竞争压力。有一段时间，需求快速增长，使城市市场中的价格，在以白银计价的情况下，持续上涨（在中国和印度，白银是国内通货的基础，用于人民的日常需求）；在以黄金计价的情况下，价格则持平（黄金是英镑、法郎、美元等主要全球性通货的基础）。但1920年代起，米价暴跌。1935年，以白银计价的一公斤稻米价格，相较于1920年，在新加坡跌了68%，以黄金计价则跌了88%；在河内，米价则分别下跌63%和86%。在此期间，面临这些压力的农场主所能改换的道路，比欧洲的农场主少：他们的城市所产生的工业职缺较少，而且受制于歧视性法律而无缘投入北美、大洋洲和其他数个值得投奔之地的劳动力市场。因此，许多人继续流向已因出口畅旺而加剧自身难题的那些地区，或流向亚洲边缘其他地区的种植园、矿场、码头。

由此，在地理景观这个层次和在农场主（包括暂时移居者和就此定居者）的经验上，相似之处大概凌驾差异期货糖。但在更高的政治经济层次上，差异则相当显著。

首先，所有的新稻米产地，除了暹罗境内的，都位于殖民地，而暹罗再怎么说都只能算半独立国期货糖。一般来讲，殖民列强关心城市食米者（乃至种植园里生产橡胶之类战略性产品的食米者），远甚于关心农场主。在某些殖民地，从事农活者并非土地所有者本人，这些殖民地政府通常更关心农场主的死活，如果（一如在越南所见）土地所有者是欧洲人，劳动者是亚洲人，而且始终可以输入更多亚洲劳动力的话，尤其如此。其次，机会有限，加上距离较短，因此返乡的移民多上许多：最初他们并非如阿根廷境内的许多移民那样一年回去一次，后来才变得如此。1850至1940年差不多有两千万中国人来到东南亚，其中只有两百万人就此定居异乡；相对的，1846至1940年离开欧洲的五千五百万人，超过三千五百万在当地留下。对小农场主来说，这些小麦产地谈不上人人平等的天堂，但相对来讲，他们享有多上许多的权利——我们为何称他们为“农场主”（farmer），而亚洲小农场主即使终于自有土地、和西方小农场主一样参与市场，我们还是称他们为“农民”（peasant），原因就在于此。（俄国耕种者所享有的权利，在小麦农圈子里，大概最少，尽管情况比农奴制地区的形象让人联想到的还要复杂；他们一般来讲被当时人和历史学家称作“peasant”绝对有其缘由。）用语上的差异，其实差不多滥觞于这个时期。过去中文对务农者的称呼，既可译作farmer，也可译作peasant，到约1930年为止，farmer和peasant这两个词在英语里一直同样常见；那之后（随着米价暴跌）两者的使用率才变得悬殊，到了1950年代，peasant的常见程度已是farmer的五倍之多。

与此同时，小麦的营销比稻米的营销受到远为彻底的改造期货糖。大部分稻米从离开农田到为人所消费，除开去壳然后煮熟，本身形貌改变不大（至今依旧如此）。相对而言，没人直接吃小麦：小麦先磨成粉，然后制成面包、面条、饼干、谷类脆片等种种食物。以米为主食的消费者，了解自己所吃的稻米品种，这是原因之一；他们往往特别偏爱某个品种的米（如今仍然如此）。因此，就在有更多稻米经长距离运送销售到异地时，市场仍相当细分；除开某个重大例外（接下来就会谈到），消费者不会因为别种米较便宜，比如越南米，就从泰国米改吃越南米。相对的，面粉厂和面包店变得极善于制作外观和味道没变但用到不同类面粉（视当下能取得哪种小麦和哪种小麦最便宜而定）的面包。于是，小麦变成远比稻米更标准化、可互换且抽象的商品。事实上，有很长一段时间，把许多不同类稻米与一个整合市场连在一起的主要因素，乃是有些稻米被拿去制成工业淀粉，再制成黏着剂、建材等东西：没有哪个讲究吃的人尝过工业淀粉，于是工业淀粉的制造者的确构成一群看哪个最便宜就买哪个的消费者，从而使一地（比如缅甸）的丰收能影响各种在国际销售之稻米的价格。

这期间，在面粉厂懂得如此利用标准化之前，小麦甚至就已开始被标准化——尽管最终这两个过程相辅相成期货糖。更早的推动力来自运送小麦的过程本身。

国际小麦贸易首度急速增长时，船只将小麦从美国中西部运到曼哈顿，这时用来装小麦的袋子就是小麦离开农场时所用的袋子期货糖。小麦抵达纽约港时，仍被视为农场主琼斯或史密斯的小麦，属于该农场主所有；至这时为止，中间人是抽佣代理人。纽约贸易商会对小麦取样，评估货色，然后才买下该农场主的小麦。琼斯和史密斯或许会因质量差异拿到大不相同的卖价：并没有约定的“小麦”价格这回事。

铁路问世使这一切改观期货糖。让火车猛烧着煤等待装货或卸货完毕，成本非常高，因此必须迅速完成装卸货。于是，不久后，发货人就不再把小麦以袋装形式上货，而是使用具有起卸机器、能把谷物释入货车车厢的谷物仓库。但这意味着琼斯和史密斯两家的小麦会在仓库里混而为一，分不出是谁家的。于是，得在运抵铁路线尽头站之前就把小麦卖掉，某农场的小麦自此变得可以和别家农场的小麦互换。

小麦继续分等级，但这时只分为几类，凡是同属一类的，不管是哪批货，都被认为一模一样期货糖。“小麦”就此诞生；而由于一吨今年的“二号春麦”这时也可和一吨来年的“二号春麦”互换，小麦期货买卖、选择权和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就此诞生。（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创立于1848年，1865年开始买卖。）不久后，在该交易所买卖的纸上“小麦”，比经由芝加哥运出的真正小麦多了十四倍。不管小麦农喜不喜欢，这时他们都在生产一种会被世上任何地方的买家和银行家认可为担保品并予以信赖、使用、接受的商品；他们全都彼此直接竞争，而大部分是在价格上竞争。许多小麦农愈来愈自视为正好以植物为产品的企业家；到了20世纪初期，许多美国农场主已更喜欢别人称他们为“growers”，认为growers是有别于落后的farmers的摩登身份。（不妨与差不多同时变成peasants的中国farmers比较一番。）

稻米的交易、期货市场也随之问世，首度出现于新加坡，但发展较为缓慢；不可互换的品种，还是比小麦多了许多，如今仍是期货糖。但即使没有一个完全一体化的“稻米”市场，仍存在某种程度的一体化。工业淀粉需求，诚如前面已提过的，创造出一组乐于改用其他品种之稻米的消费者；随着时日推移，由于人的迁移和食物的全球化，在并非传统的食米区域，消费的稻米愈来愈多，而且这些区域的消费者不执着于特定品种的米，看哪种较便宜就买哪种。

借由这些过程，小麦、稻米的全球价格最终在世界各地连在一起期货糖。当然，原本就既食用小麦也食用稻米的地方，这两种价格始终相关联，如果有许多消费者得在开销上精打细算，情况尤其如此：例如，在18世纪中国的某些地方，小麦、稻米的价格比，颇为一致地反映了它们的相对卡路里价值，且会一起涨跌。但中国境内兼食稻米、小麦的那些地方，进口谷物不多，而且完全不出口谷物；要创造出全球性“谷物”，得有会在稻米、小麦价格分歧时买进某种谷物和／或卖掉别种谷物的国际性粮食市场参与者才行。拜人类的迁移和商界、政府两者有计划推广新粮食之赐，如今有许多这样的国家。（例如美国于二战后努力在日本打造小麦的销路。）最初，有一个发挥这种中介作用的重要市场：印度。

19世纪的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谷物出口国之一，只是我们今日往往忘记此事——这既反映了印度当地的确有谷物剩余，也反映了英国殖民地当局牺牲农民和劳动阶级消费权益以促进出口的政策期货糖。事实上，印度当时既出口稻米和小麦，也食用稻米和小麦。数百万印度人习惯于兼有这两种谷物的料理，许多人也因为太过贫穷而视价格来食用其中一种。因此，19世纪晚期世界米价上涨时，印度出口商做出回应。由于印度国内米价也上涨，消费者转而食用小麦。输往伦敦的印度小麦因此变少，美国堪萨斯州的农场主面临的竞争随之减轻许多。

史上头一遭，在最基本的商品上出现了全球性市场期货糖。史上头一遭（不管喜欢与否），新加坡感受到加拿大萨斯喀彻温（Saskatchewan）一地小麦收成的冲击，尽管当时新加坡没人食用小麦。经过数十年的剧变，此时已创造出清晰可见的有力联结——和极其明显的强烈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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